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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苦与乐

十月、祖国北方,层林尽染,万物孕育。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孕育的季节,凝重的季节。
在这个采颉金色的季节里,我随天津作家采访团来到了位于地球北纬49°、东经125°的这块黑土地上。
在莫力达瓦翰尔自治旗红彦镇境内的总后勤部嫩江基地八场,几天的采访,我处在极度的兴奋中。黎明,星星眨巴着睡眼,村镇的鸡儿开始鸣叫,而我的思绪仍飞扬在寒露裹衣的夜空。
此时,我的思绪被一种声音激荡。隐约交织着一种朦胧,听得那声音像敲鼓如号角,时而“哗哗”如嫩江水流浪涛拍岸;时而“呼呼”如万马奔腾千军行进;时而“谆谆”如师长的教诲;时而“款款”如达翰尔族少女翩翩起舞。
我好奇地走到窗前细听,透过晨曦,随声望去,噢!这才知道,那是营门内,风中的国旗在对着这座军垦农场说话呢!
我急忙穿衣走出屋外,疾步踏上旗座。双手紧紧拥抱着旗杆。昂首凝视,与这高高的国旗交流着无尽的心绪。我仿佛领悟到了这样一个哲理:
“红色的人民共和国国旗,从战士托举的手中冉冉升起。于是在祖国大地上,也随之升起了一种象征和一个语言,一种精神和一个希望”。
是的,那娓娓动人的话语飘下旗杆,穿过浓密的白桦林,竟染上了黑土的幽香,由耳鼻沁入我的心底。
黑土地上的黑夜,那才叫黑得透彻,黑得雄浑。
但不安静。
敢在这黑咕隆咚的垅垅坎坎的田地里把吉普车开到70迈的,是一位39岁的上校场长。他的车灯亮着,两个车轱辘上仿佛也长了眼睛,决不会轧上豆子,更不会翻到田边的沟里。他的场种植了五万多亩大豆,哪一片割了,哪一片还没割,哪一片正在收割,几十台机器设备都在什么地方作业,全在他心里装着。哪儿需要他,哪儿可能出问题,他有一种奇怪的预感,这预感十验九灵。他对自己的职责太专注了,太专注就能通神。他的300多名部下分布在五万多亩土地上,却都能经常看得见他。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睡觉,越到夜晚精气神越足。有人说他是整个嫩江基地长得最黑的人,进入黑夜便如鱼得水,就撒欢儿。其实他在上大学的时候也曾是个小白脸儿,毕业后获得了一个被人羡慕的职位——在基地教导队当教官,仍可保持一张白脸。他却几次三番地要求下基层,从中队长干起,每年夏天都要晒脱两层皮,长出的新皮仍是黑的。可谓黑得彻底了,与黑土地正好般配……
在黑暗中他远远地看见一台收割机顶盖上的红灯亮了——这红灯是在召唤运豆的卡车,它告诉卡车司机它肚子里的黄豆已经装满了,须卸出来才能继续收割,田边就停着一辆卡车,司机却趴在方向盘上睡着了。上校没有马上叫醒开车的战士,战士们太累了,自收割以来每天要干十五、六个小时,三顿饭都是在地里或汽车上吃。只有困得实在熬不住了,才抓个空档睡一会儿。有些新战士还是个大孩子,而且多半是独生子,在家里娇生惯养,上校也是当了父亲的人……他压下鼓胀的温情,这个时候不能软,自己一软这支队伍就趴下了。万一突然降温上冻,豆荚开裂,豆粒脱落,就会前功尽弃。也只有经过这样的摔打而不拉稀,战士才能成为一块钢。他一拍汽车楼子大吼一声:“起来,你看不见512的红灯亮了好半天了吗?”
战士被惊醒,立刻想打火启动汽车,上校却命令他下车,那张黑脸在星光和车灯的映照下显得越发威严可怕:“目标E512,跑步——走!”他自己上了卡车,把卡车开到收割机旁边。驾驶E512联合收割机的战士打开仓门,黄豆像瀑布一样倾泻到卡车上,发出噼噼噼噼的乐声。此时开卡车的战士也跑到了自己的场长面前,立定,向上校敬礼,报到。上校的语气缓和了:“醒过盹儿来了吗?凌晨三、四点钟人最容易犯困,别出事!”
——这是发生在什么年代的事情?战争时期?还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年代?
都不是,是1993年10月中旬,在解放军嫩江基地40万亩大豆地里天天都会发生的事情。
差不多在相同的时间,在另一块田间也进行着类似的谈话,语气更像父子或兄弟。一个春天刚入伍的新战士熬得睁不开眼皮了,干着活儿就要睡着了,他问自己的少校中队长:“我们什么时候休息?”
中队长说:“割完了这一片地。”
战士说:“我累得实在受不了啦……”
“那你先回去睡一会儿。”
战士答应着,掉头往营房的方向走。走了几步又回来了:“你也是这么干,你不休息,我怎么能回去睡大觉!”
少校没有说话。当年他也和这个战士一样,也是这样被带出来的:一级讲给一级听,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
少校的妻子从四川来看他,倘若住在舒适的部队招待所里或干净的营房里,也许等半个月的探亲家结束了也未必能见得上丈夫一两回。她索性住进了田边的帐篷里,夜观星象,晨接露水,人称“露水夫妻”。在收割季节来部队探亲的女人们,大都和丈夫们结成了这样的“露水夫妻”。诗人都知他们苦,可知他们乐?
在一个最偏远的帐篷里,住着一个19岁的战士,整夜整夜地和蹲在帐篷外面的几只野狼对峙着。这些野狼是他的敌人,也是他的卫士,他不招惹它们,也不惧怕它们,久而久之甚至对它们生出几分好感。他在这个帐篷里住了近三个月了,任务是看护眼前这7000多亩大豆。夜里有几只野狼守候在帐篷外面,他就不会感到孤单,有狼的日子就不会有小偷,他可以不必沿地边巡逻。他学会了跟狼周旋,跟狼对话……
我从嫩江基地采访归来,很长一段时间像得了病一样,逢人就想讲讲基地军人的故事。生活在商品大潮中的城里人,起初是把这些真实的故事当做天方夜谭来听。等到他们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了,又不能理解,要知道眼下是商品时代,已不再是产生雷锋和焦裕禄的年代,人们向往的是金钱,是消费,是享乐。嫩江基地的官兵为什么能够在那么偏僻闭塞的黑土地上忍受巨大的劳苦?甚至是自找苦吃,以苦为乐,以苦为荣,苦得自在?
进入消费社会,人们就真的能够拥有消费人生?生活真的只要有消费个享乐就行吗?真的有那么多快乐可享?世上没有欢乐一生的人,身在福中往往不知福。消费社会很容易造就消极人生。因为享乐本身常常是消极的,辛苦则多半是积极的,是一种财富。
当下大城市里就正在形成一个“无所谓阶层”——他们生活平稳顺利,没有经受过苦难,也没有靠自己的力量获得过真正的成功,没有痛苦,似乎也缺少快乐。他们的口头语是“无所谓”:结婚也行,不结婚也行,无所谓;能出国不错,出不去也没关系,无所谓;能挣大钱更好,挣不到也无所谓;追求什么?怎样追求?有没有追求都无所谓,他们知足而不乐,能忍但不安。是一种恹恹,一种无聊兼无奈。
这种状态与真正的快乐毫无共同之处。纯粹的快乐是极少数的,苦辣酸甜才是人生,缺少一种味道生命之树也不算健全。苦和乐更是容易惨杂在一起,所以人们才常说“乐极生悲”、“苦尽甜来”。一个人受的苦多,不等于快乐就少,劳苦本身往往就是快乐。“无所谓阶层”正因为活的容易,所以才活得乏味。感到容易的时候也许正是困难的时候,感到困难的时候说不定正是容易的时候——这就是人生之谜。
世上真正愿意自找苦吃的人很少,大多数经受了苦难的人往往是被一种命运,一种信仰或一种责任所推动。当他们知道苦了,没有退缩,成了勇者和智者。在别人看来他们是自找苦吃,其实任何自找的“苦”里,都有别人所布置的甜与乐。
在嫩江基地越往上吃的苦越多——职位越高越劳苦。主任、副主任、政委、副政委,都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苦和磨难,使他们的人生丰富多彩,波澜壮阔。然而从外表上却看不出他们曾是吃过大苦的人,个个都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身板挺直,满面红光,精气神畅旺。只有在谈起过去的时候,他们才回味人生中的劳苦,那是一笔人生的财富被永久地储存起来。回想过去的辛苦是很愉快的。
回味人生就是感悟命运,人们能牢记不忘的常常不是欢乐,而是经受过的挫折和磨难。辛苦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一生下来就哭,正因为人生先有苦,主要是承受辛苦,人类才发明笑,发明欢乐。辛苦是现实,欢乐是一种希望。古语说:“人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吃不了的苦”。辛苦能体现人生的力量,人生的价值。
本文一开始提到的那位黑面上校,他的夫人曾是大城市里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结婚后她满以为他会跟她到大城市里来,以他的才华不愁找不到一份好工作。结果是她心甘情愿地跟他来到了部队。还有其他许多城里的姑娘,大学毕业生,甚至是年轻的女作家,嫁给了基地人。吃苦——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魅力?
解释只有一个:嫩江基地人其实是快乐而幸运的,他们有良好的生存环境和人际关系,他们在同行中创造了第一等的产品和经济利益。每个人,你哪怕是一个普通战士,跨进嫩江基地就对自己的前途有了信心:或者考入军事院校,将来成为一名军官;或者转为志愿兵;或者带着一身本事复员回家,将成为家里或当地的宝贝人物……
他们用追求和忍耐构成自己的人生。当他们回首人生时将会少一些遗憾和悔恨。
他们的苦乐观,在当今商品社会则显得很特别。正式这种苦乐观使他们在现代商业竞争中成了胜利者——这不是很值得玩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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