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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苦与乐

十月、祖国北方,层林尽染,万物孕育。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孕育的季节,凝重的季节。
在这个采颉金色的季节里,我随天津作家采访团来到了位于地球北纬49°、东经125°的这块黑土地上。
在莫力达瓦翰尔自治旗红彦镇境内的总后勤部嫩江基地八场,几天的采访,我处在极度的兴奋中。黎明,星星眨巴着睡眼,村镇的鸡儿开始鸣叫,而我的思绪仍飞扬在寒露裹衣的夜空。
此时,我的思绪被一种声音激荡。隐约交织着一种朦胧,听得那声音像敲鼓如号角,时而“哗哗”如嫩江水流浪涛拍岸;时而“呼呼”如万马奔腾千军行进;时而“谆谆”如师长的教诲;时而“款款”如达翰尔族少女翩翩起舞。
我好奇地走到窗前细听,透过晨曦,随声望去,噢!这才知道,那是营门内,风中的国旗在对着这座军垦农场说话呢!
我急忙穿衣走出屋外,疾步踏上旗座。双手紧紧拥抱着旗杆。昂首凝视,与这高高的国旗交流着无尽的心绪。我仿佛领悟到了这样一个哲理:
“红色的人民共和国国旗,从战士托举的手中冉冉升起。于是在祖国大地上,也随之升起了一种象征和一个语言,一种精神和一个希望”。
是的,那娓娓动人的话语飘下旗杆,穿过浓密的白桦林,竟染上了黑土的幽香,由耳鼻沁入我的心底。
黑土地上的黑夜,那才叫黑得透彻,黑得雄浑。
但不安静。
敢在这黑咕隆咚的垅垅坎坎的田地里把吉普车开到70迈的,是一位39岁的上校场长。他的车灯亮着,两个车轱辘上仿佛也长了眼睛,决不会轧上豆子,更不会翻到田边的沟里。他的场种植了五万多亩大豆,哪一片割了,哪一片还没割,哪一片正在收割,几十台机器设备都在什么地方作业,全在他心里装着。哪儿需要他,哪儿可能出问题,他有一种奇怪的预感,这预感十验九灵。他对自己的职责太专注了,太专注就能通神。他的300多名部下分布在五万多亩土地上,却都能经常看得见他。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睡觉,越到夜晚精气神越足。有人说他是整个嫩江基地长得最黑的人,进入黑夜便如鱼得水,就撒欢儿。其实他在上大学的时候也曾是个小白脸儿,毕业后获得了一个被人羡慕的职位——在基地教导队当教官,仍可保持一张白脸。他却几次三番地要求下基层,从中队长干起,每年夏天都要晒脱两层皮,长出的新皮仍是黑的。可谓黑得彻底了,与黑土地正好般配……
在黑暗中他远远地看见一台收割机顶盖上的红灯亮了——这红灯是在召唤运豆的卡车,它告诉卡车司机它肚子里的黄豆已经装满了,须卸出来才能继续收割,田边就停着一辆卡车,司机却趴在方向盘上睡着了。上校没有马上叫醒开车的战士,战士们太累了,自收割以来每天要干十五、六个小时,三顿饭都是在地里或汽车上吃。只有困得实在熬不住了,才抓个空档睡一会儿。有些新战士还是个大孩子,而且多半是独生子,在家里娇生惯养,上校也是当了父亲的人……他压下鼓胀的温情,这个时候不能软,自己一软这支队伍就趴下了。万一突然降温上冻,豆荚开裂,豆粒脱落,就会前功尽弃。也只有经过这样的摔打而不拉稀,战士才能成为一块钢。他一拍汽车楼子大吼一声:“起来,你看不见512的红灯亮了好半天了吗?”
战士被惊醒,立刻想打火启动汽车,上校却命令他下车,那张黑脸在星光和车灯的映照下显得越发威严可怕:“目标E512,跑步——走!”他自己上了卡车,把卡车开到收割机旁边。驾驶E512联合收割机的战士打开仓门,黄豆像瀑布一样倾泻到卡车上,发出噼噼噼噼的乐声。此时开卡车的战士也跑到了自己的场长面前,立定,向上校敬礼,报到。上校的语气缓和了:“醒过盹儿来了吗?凌晨三、四点钟人最容易犯困,别出事!”
——这是发生在什么年代的事情?战争时期?还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年代?
都不是,是1993年10月中旬,在解放军嫩江基地40万亩大豆地里天天都会发生的事情。
差不多在相同的时间,在另一块田间也进行着类似的谈话,语气更像父子或兄弟。一个春天刚入伍的新战士熬得睁不开眼皮了,干着活儿就要睡着了,他问自己的少校中队长:“我们什么时候休息?”
中队长说:“割完了这一片地。”
战士说:“我累得实在受不了啦……”
“那你先回去睡一会儿。”
战士答应着,掉头往营房的方向走。走了几步又回来了:“你也是这么干,你不休息,我怎么能回去睡大觉!”
少校没有说话。当年他也和这个战士一样,也是这样被带出来的:一级讲给一级听,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
少校的妻子从四川来看他,倘若住在舒适的部队招待所里或干净的营房里,也许等半个月的探亲家结束了也未必能见得上丈夫一两回。她索性住进了田边的帐篷里,夜观星象,晨接露水,人称“露水夫妻”。在收割季节来部队探亲的女人们,大都和丈夫们结成了这样的“露水夫妻”。